執教山村一輩子的女“知青”

與學生一同看畢業照總是那么開心

插隊時買的簸箕

沉甸甸的榮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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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林生鐘/文 范可杰/圖

48年前，作為泉州地區的首批“知青”，她只身一人來到大田的山村插隊。1971年的偶然機會，她替別人代課之后結緣三尺講臺，從此與山里的孩子不離不棄……如今，已經退休多年的汪秉惠老師，仍會陪著鄰居的孩子一起快樂學習。

在教師節來臨前夕，我慕名找到了汪老師，聽她講從知青到老師的艱辛故事。

女“知青”的教師夢

汪秉惠出生于1947年11月，原籍在廈門。1952年因父親工作調動，遷居泉州，高中于泉州五中畢業。她的父母都是教師，父親汪養仁畢業于集美師范首期，曾留學日本，在省立永安師范、南平師專等地任教。

陳嘉庚先生創辦的集美學村，校訓“誠毅”，倡導對人誠懇，對事要有毅力。受家長的熏陶，這種教育從小就影響著汪秉惠。品學兼優的她是班級的課代表、學校少先隊的大隊長、泉州市首批讀書積極分子、市少年宮音樂組成員，寫過萬字長篇作文《前進吧，泉州》。在她幼小的心靈里，一直憧憬長大了也當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。

可是，在10年浩劫里，面對著“知識越多越反動”的口號，她彷徨了。1969年3月，她賣掉了書本遠離都市，只身提前來到大田縣奇韜公社洋地大隊插隊，響應時代的號召在農村“廣闊的天地里脫胎換骨”。最后，她把自己嫁給了當地的退伍軍人胡樹榜，心甘情愿當一輩子農民。

插隊的第一年，日子過得還算馬虎，汪秉惠說：“國家每月發給津貼8元。”之后的生活就不如意了，先在公社的宣傳隊里奔走，接著被安排到村中的代銷點，最后參加田間勞動，完全靠掙工分養活自己。

也許是老天眷顧，1971年3月，只有“雙人校”的洋地小學有老師生孩子，校長請她幫忙代課。在短暫的42天里，她教著復式班，跟著校長認真備課。

第二年，學校改辦完小，新校長向村里提議，讓汪秉惠來當民辦教員。那時她的心里別提有多高興了：“天生我才必有用，這下社會終于認可我了。”在填寫登記表時，汪秉惠鄭重地寫下：“我要用知識回報社會，為教育事業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！”

苦學本領

有人說：“要給學生一分養料，自己就得有十分的儲備。”這話對初登講臺的汪秉惠來說，一點都不假。想到校長上音樂課時，只需拉起二胡，學生就懂得跟唱，心里既佩服又忐忑。

沒有教學經驗怎么辦？“那就向老教師學習，向一切有經驗的同行學習。”汪秉惠說到做到。

學校買了新圖書，汪秉惠逐章逐節地學，從教材內容的理解，到課堂教學的組織，像個小學生一樣一絲不茍。

有一次，三明師范的老師帶實習生來學校，汪秉惠主動對接，雖然當時自己身上背著孩子，但她風雨無阻，漢語拼音、語法常識、教材教法……所有的講座都沒落下；她去15公里外的兄弟學校聽課，早晨4點鐘起床，做好了全家人的飯后，天還沒有亮就出發；她借到了一本前人編寫的《小學語文教材教法》，發現單就一個“a”字，教案印了好幾頁，在慨嘆教學藝術如此豐富的同時，便通宵達旦如獲至寶地抄了下來。

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”汪秉惠說。1981年秋末，她走出學校去聽縣教學比賽的匯報，觀看了特級教師的教學錄像，她結合自己的感受，總結出一套適合農村的教學辦法：注重對學生的考核分析，每單元成績列成一覽表，音、字、詞、句、標點、結構、立意……細化評分，鼓勵孩子多閱讀增長見識。

至此，汪秉惠又在思考：什么樣的教學語言孩子最喜歡？什么是課堂上的應變能力？手勢和眼神在教學中能起什么作用？……每堂課，都反復推敲。

除了備課、批改作業、家訪，汪秉惠的業余時間幾乎都在收集教學資料和做讀書筆記。在萬籟俱寂的冬夜，她家的煤油燈經常亮著，家人早已經休息了，但她只要是有關教學的念頭冒出，一定披衣而起，拿著紙筆記錄下來。丈夫不解地問：“你是老教師了怎么還要這樣？”她開玩笑地回答：“學無止境，活到老學到老！”

學習、實踐、再學習、再實踐，汪秉惠不斷更新和完善自己的教學方法。1985年，她參加了中師考試；1992年4月，她通過4年的自學，考取了福建省高等教育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大專畢業證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