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三明行跡 | 軍號譜

《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》，現存于寧化縣革命紀念館。該號譜封面發黃，透滿蠟跡，橫式小32開本，內頁20頁，對折成40頁，長21.8厘米，寬13.5厘米，文字屬手工蠟刻，用毛邊紙黑色油墨印制而成，內頁曲譜均采用五線譜，存有勤務號、聯絡號、行動號、名目號、戰斗號等340余種號令。在通訊設備不發達戰爭年代，發布命令、指揮戰斗、振奮軍威、聯絡工作，都是通過嘹亮軍號來傳達，其作用不亞于“密碼本”。

紅軍軍用號譜可粗分為后勤類和作戰類，后勤類曲調一般平緩舒暢，作戰類曲調比較急促高昂。同時，各種號令細分出多個號譜，如勤務號：起床、早點名、預備出操、出操、收操、食飯、上講堂、下講堂等；聯絡號：知道、不知道、向右靠攏、問、答、后轉走、快來、向左登山、下山等；行動號：立正、稍息、跑步、上刺刀等；名目號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、中央革命軍事委員、中國工農紅軍總名、各部番號及職務等；戰斗號：開始攻擊、總攻擊、反攻、追擊、預備沖鋒等。

據軍史記載，1928年紅四軍成立后，為保障各級首長調動和指揮部隊，在軍部副官處設編司號班、司號官，在團、營、連分設司號長、司號目和司號員。隨著紅軍司號制度建立與健全，紅軍司號兵編制設為軍、師司號班9人，團司號班5人、營司號3人、連司號2人。

由于紅軍號譜一向與白軍相同，號音一奏，彼此了解，戰爭之際，非常不利。1931年11月下旬，中革軍委總參謀長葉劍英主持召開紅軍司號員會議，要求在十天之內，定出各種新號譜，即發各軍，并督促所部司號人員在三個月內完成新譜練習與應用。還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布《關于司號問題的通令》，強調軍隊使用號音就是一種號令，不論平時戰時，對于軍隊集團行動，都用號音規定之。按照中革軍委指示，紅軍立即著手編寫軍用號譜，并在規定時間內完成《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》編寫工作。從此，紅軍有了系統完整的軍用號譜。

羅廣茂，1915年生，汀州人，1994年6月因病逝世，是該軍用號譜珍藏者，他歷盡艱辛保存紅軍《軍用號譜》的事跡被載入《寧化縣志》，受到寧化老區人民世代傳頌。

1930年，年僅15歲的羅廣茂在長汀參加紅軍，與同齡人相比，他雖長得矮小，可聲音洪亮、中氣十足，適合當司號員，符合當時招收紅軍司號隊學員條件。1931年秋，羅廣茂被選派到中華蘇維埃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司號大隊學習。結業時，羅廣茂帶著首長發的 《軍用號譜》 和 “像保護生命一樣保護號譜”的囑托來到朱德身邊當一名司號員，從而開啟了他一段“人在號譜在”的紅色傳奇。

1934年9月，在紅軍長征前夕的松毛嶺戰役中，羅廣茂背部中彈，被送入長汀四都紅軍醫院治療。紅軍長征后，地方形勢惡化，他被轉移養傷與部隊失去聯系。后來，為逃避當地反動民團搜捕，輾轉來到寧化泉上落腳，并將老家母親接來一起生活，為謀生經常外出做木工，軍號譜秘密交由母親保管。1949年10月，寧化解放。羅廣茂想公開紅軍軍用號譜，但此時他母親年事已高，想不起號譜放在哪兒，他尋遍家里每個角落，問遍所有親戚朋友，都沒能找到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他母親去世后，軍號譜下落成謎。

1974年，羅廣茂整修舊房，當谷倉底板被拆開時，赫然發現一塊油紙布被牢牢地釘在底板上。當油紙布打開，羅廣茂頓時淚流滿面，失聲痛哭。原來，油紙布層層包裹的，竟是他幾十年魂牽夢繞的紅軍軍用號譜。1975年，羅廣茂響應寧化縣革委會征集革命文物號召，將軍號譜連同號嘴一并捐給寧化縣革命紀念館，時任館長王岳良發現其價值不凡，于是將情況匯報到縣委宣傳部。為鑒定真偽，寧化縣請省城專業老師前來考察譜曲，并現場測試羅廣茂，測試中羅廣茂不僅認識五線譜，而且能熟練吹奏號譜中所有譜曲，并準確說出曲目。如沒有專業知識和親身經歷，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最后，專家確認該軍號譜及羅廣茂司號員身份真實可靠。為此，縣革委會為羅廣茂頒發寫有“保護革命文物無尚光榮”紀念獎狀，并贈送一套《毛澤東選集》。1994年10月，經國家文物局專家組鑒定，認為此《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》系全國目前唯一一本最為完整和正規出版、印刷的《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》，極為珍貴，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。

這本軍號譜增添了寧化紅色底色。2005年5月，由中國老區建設促進會、江蘇省廣電總臺共同發起主辦的“2005中國紅色之旅”關機儀式在寧化革命紀念園舉行。2011年，八一電影制片廠以此為題材，與福建省委宣傳部、寧化縣委縣政府合作拍攝了由韋廉導演、劉佩琦領銜主演的電影《我的軍號》，并于2012年1月17日在央視電影頻道黃金時段播出。

（來源：三明市社科聯 作者：戴長柏）